近年来,《平凡的世界》中孙少平的阅读史获得了研究者的关注。有研究者对孙少平 “作为劳动者的阅读”展开了讨论,深挖孙少平的精神资源,分析其中包含的80年代社会改革的历史逻辑:“路遥提供了一种不是在‘突变’中诞生、而是作为50-70年代文化自然‘成长’结果的‘新人’形象…… 这是对‘改革’性质的证明——‘改革’不是全盘颠覆,而是有扬有弃的‘成长’。”[1]也有研究者对将孙少平视为榜样的 “励志型”读法[2]48提出了反思:孙少平并未通过 “阅读”获得主体性,而是在阅读带来的美学氛围中悬置了自己身处底层的现实[3]113。他以一个“文学青年”的理想主义方式审视世界,其 “苦难哲学”也并非改革开放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劳动者生存的应有之义。有研究指出,小说对改革初期的社会矛盾采取了隐而未发的态度:“新人”所坚持的价值观受到社会现实的冲击,而路遥用温情脉脉的修辞逃避了对撕裂性痛苦的直陈,遮蔽了真正的现实主义[2]53。《平凡的世界》是一部理想化的、令人感伤的文本。

此类研究为笔者提供了新颖的视角和思路,十分有启发意义。但如果把镜头拉远一些,孙少平的“阅读”不仅意味着对文学的投入,在广义上可以视为一种主动学习、自我教育的姿态。现有研究忽略了这个问题:孙少平学习的意识和读书的动力来自何处? 其精神资源的来源和 “新人”的成长有什么关系? 除了孙少平,他的同龄人如金波、田晓霞,哥哥孙少安、妹妹孙兰香,乃至父亲孙玉厚等,其实都被纳入了 “知识改变命运”的叙事中。正如 “阅读的意象从一开始就与孙少平密不可分地纠缠在一起”[3]114,孙家三代青年获得教育机会的艰难与为此付出的努力,是这部改革开放前后十年城乡社会变迁史的重要组成部分。相较于普通的农民,孙家对知识的尊重和对受教育机会的珍视几乎是超前的。“改革”是面向社会各阶层的漫长历史工程,因此,有必要将孙少平放在更为广阔的参考系中加以分析,以对小说中的 “改革”作客观的理解。在此基础上,笔者力图进一步对作品的现实主义进行评价和定位,并对照当下,发掘作品更深层次的启示意义。

一、“新人”观念的质朴底色

在1979年10月召开的第四次文代会上,邓小平对文艺作品如何塑造 “社会主义新人”的形象提出了要求:要 “塑造四个现代化建设的创业者,表现他们那种有革命理想和科学态度、有高尚情操和创造能力、有宽阔眼界和求实精神的崭新面貌”[4]209-210。在《平凡的世界》中,作家展现了孙少平、田晓霞、孙兰香等一批 “新人”成长的全过程。在小说开始的“一九七五年二三月”之前,路遥就已经在这个贫穷的农家院落为改革开放后的 “新人”观念准备好了生根发芽的土壤。

孙家的教育故事从1947年开始。在战火连天、母病家贫的光景下,孙玉厚决心送弟弟孙玉亭去读书,甘愿辛劳一辈子造就一个 “光宗耀祖的人物”:“他家人老几辈子没出过一个先生,睁眼瞎受过多少气啊! 从古到今,世界说来说去,总是识字人的天下。”[5]50-51孙玉厚能够有此见识,只因为他16岁就出去闯荡世界,“眼界比一般庄稼人更宽阔”[5]50-51。父亲可以说是孙少平对知识、对农村以外世界产生向往的源头,只有眼界开阔、经历丰富的人才有接受教育的意识。而哥哥孙少安则给孙少平提供了一个“能力的意义大于学历”的榜样。斩断少安升学之路的只是贫困,能够 “在全县几千名考生中名列第三”的孙少安把他的 “精明强悍和可怕的吃苦精神”浇灌在了庄稼地上,成了村里最年轻的 “能人”。他决心全力供弟弟妹妹念书:“只要他两个有本事,能考到哪里,咱们就把他们供到哪里。哪怕他们出国留洋,咱们也挣命供他们吧!”[5]80-81

相较于《人生》中对农村愚昧、落后的批判,路遥在《平凡的世界》中更多以希望的眼光审视这片老土壤。农村出身的 “新人”不再如高加林般断裂无根,而是生于斯、长于斯,他们首先是 “农民的子弟”,再从农村走向城市、走向改革开放:“孙少平在农村长大,深刻认识这黄土地上养育出来的人,尽管穿戴土俗,文化粗浅,但精人能人如天上的星星一般稠密。在这个世界里,自有另一种复杂,另一种智慧,另一种哲学的深奥,另一种行为的伟大! ……在这厚实的土壤上,既长出大量平凡的小草,也长出不少栋梁之才。”[5]391有觉悟的父亲和哥哥是80年代 “新人”孙少平的铺路人。父亲和孙少安为孙少平示范了闯荡世界的勇气、勤奋和 “挣命”的坚强意志,他们作为出众庄稼汉的精神品质和先进性构成了孙少平 “新人”特质的质朴底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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