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09年回国,到1927年从中山大学辞职,鲁迅在教育界服务了18年。丰富的教育实践经历使他对教育问题有着深入的观察和思考。对教育界的批评是鲁迅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的重要内容,也是他文学写作的重要素材来源。“救救孩子”是与鲁迅的“立人”理想直接相关的启蒙命题,也是一个迫切的教育命题。五四时期,鲁迅以文学创作、理论倡导与童话翻译并行的方式,全面展开对“救救孩子”的探索。围绕“救救孩子”的三个问题,[1]即“谁来救?”“怎么救?”“孩子是否可救?”鲁迅绞尽脑汁,苦苦思索。随着时间的推移,经历了兄弟失和以及与此相关的创伤性经验,鲁迅产生了对儿童的失望与进化论思想的动摇,[2]使他对孩子是否可救感到悲观。而对教育当局、学校、教育家和教师以及家长的深入观察,也使他意识到“谁来救”“怎么救”之渺茫。教育主体的缺失,教育者的普遍不称职,教育界的堕落使鲁迅深感“救救孩子”已沦为一句空洞的呐喊。

一、对教育当局的批评

鲁迅在教育部工作期间,正值从辛亥革命到北伐战争这一时期。内忧外患,政局动荡,总统、内阁总理和各部长们频繁更迭。据统计,从1912年到1926年,该部就曾更换过三十八次教育总长,二十四次教育次长。[3](P79)除了蔡元培、董恂士等极少数上司,鲁迅打心眼里怀疑他们办教育的资质和诚意。对走马灯般上下台的总长们的演说,鲁迅常有“其词甚怪”,[4](P19-20)“不知所云”之讥。[4](P47)对章士钊,更是公开批评他的“不通”,嘲笑他连成语都用不清楚。[5](P120)在《反“漫谈”》中,鲁迅曾对频繁更换教育总长的乱象痛加揭露:

一学校的会计员,可以做教育总长。

二教育总长,可以忽而化为内务总长。

三司法,海军总长,可以兼任教育总长。[5](P484)

而且听说曾经有一位总长,“他的出来就职,是因为某公司要来立案,表决时可以多一个赞成者”。教育界最高长官的任命竟然可以如此随意,充分说明当时的官场是何等混乱!在鲁迅所目睹的众多总长之中,有两位是喜欢属员上条陈的。后来才恍然大悟,所谓的“看条陈”,“就是‘做官’之一部分。如此而已。”他甚至愤激地说,“看条陈”和“办教育”都应该只照字面解,“倘再有以上或更深的希望或要求,不是书呆子,就是不安分”。并且还附加一句警告:“倘遇漂亮点的当局,恐怕连‘看漫谈’也可以算作他的一种‘做’——其名曰‘留心教育’——但和‘教育’还是没有关系的”。[5](P486)

教育总长尚且如此,部中风气也就可想而知。鲁迅去北京教育部上班第一天的感受即是:“枯坐终日,极无聊赖。”[4](P1)在这样的衙门里面,鲁迅所看到的是一派官僚阶级悠闲放荡的腐朽生活。在给许寿裳的信中说:“部中风气日趋日下,略有人状者已寥寥不多见。”并叙述了一位叫牛献周的佥事,由于重婚,前妻闻风而至,遂将后妻诱至奉天,售之妓馆,于是被起诉的事。鲁迅评论:“作事如此,可谓极人间之奇观,达兽道之极致,而居然出于教育部,宁非幸欤!”[6](P366)总长们的专业水平差,部员们的道德水准差,部里的官僚作风和腐败风气亦非常严重。经常不上班、杳如黄鹤者往往受重用,而真正办事者反而受排挤。1923年他致信许寿裳:“此次教部裁员,他司不知,若在社会司,则办事员之凡日日真来办事者皆去矣,留者之徒,弟仅于发薪时或偶见其面,而平时则杳然,如此,则天下事可知也。”[6](P438)大多数部员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小说《弟兄》中关于“公益局”的描写折射出教育部员们的生活常态:“公益局一向无公可办,几个办事员在办公室里照例的谈家务。”张沛君因为弟弟生病,前一天请假了。第二天下午到局里,也没看见局长的影子,问:

“昨天局长到局了没有?”

“还是‘杳如黄鹤’。你去簿子上补画上一个‘到’就是了。”[7](P145)

部员们经常是有的下棋,有的品茶,有的念佛经,有的唱京戏,有的逛窑子。在这种无聊腐朽的空气中,人们逐渐颓唐下去。鲁迅自己则以钞古碑、读佛经、校古书消遣度日。他在1925年给许广平的信里曾这样说:“说起民元的事来,那时确是光明得多,当时我也在南京教育部,觉得中国将来很有希望。自然,那时恶劣分子固然也有的,然而他总失败。一到二年二次革命失败之后,即渐渐坏下去,坏而又坏,遂成了现在的情形。”[6](P31)

由于军阀混战,社会经济濒临破产,教育部从1917年7月起就开始大量欠薪。初时拖欠一两个月才能领到,以后逐年逐月往后拖欠,一直拖到了两三年之久。据1926年鲁迅自己的统计,仅积欠他的薪金即达两年半以上,共计九千二百四十多元。因此成为一个“精神上的财主”,“物质上的穷人”。[5](P373)许多机关和学校都成立了“索薪委员会”,广大职员、教员、工勤人员等纷纷召开大会,选派代表,甚至组织示威游行,不顾被反动军警打得头破血流,去向军阀当局索取积欠的薪金,然而经常也是空手而回,即使能够索得一点,中间也有层层折扣。这种情况,鲁迅在小说《端午节》中曾有过描述,他本人也在1921年10月24日亲自参加过索薪运动。连教育部员的生活都得不到保障,那处在偏远地区学校的教职员工就更加不堪设想了。当时国家的教育腐败也由此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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