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学的本质是什么？这是一个较难回答的问题，但又是一个没有争议的问题。较难回答是因为涉及本质的讨论往往与哲学有关联，教育学在长期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对话的过程中，已经形成了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教育本质观和教学本质观。马克思主义认为，事物的本质是由事物的内部矛盾和内部联系构成的，要揭示事物的本质，首先要抓住事物的内部矛盾结构。但是，随着西方现代哲学在教育学领域的影响不断深入，以及教育学与相关学科对话的范围和领域越来越广，新的教育本质观不断出现并逐渐影响到了我们长期坚持的马克思主义的教育本质观和教学本质观。西方哲学的思维固然不会动摇我们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观，相反却能够丰富和发展我们长期过于单一的教育学思维，但这同时也使得关于教学本质的回答变得复杂化。

另一方面，在全球化时代，文化的多样性与整合性特征已经非常明显，要求文化自觉的呼声也越来越高，教育学因其来自西方而面临更大的挑战。关于马克思主义教育学如何中国化的问题一直都是教育学的改革方向甚至是最终目标，这体现在近年来出版的林林总总的几百种教育学教科书中，学者们都在希望从一个新的视角来看教育，以一种新的思维来建设教育学。学者们希望建设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教育学，但在每一种教育学教科书中，都难掩学者们对西方非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潮的向往和解放中国教育学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的企图。就教学的本质而言，我们一直以为并不存在争议，教学过程的本质就在于教师如何科学引导以促进学生的学习。就教育学课程而言，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坚持马克思主义教育观，自觉反思与重建课程内容和结构体系等，明确回答教育学如何指向教师的问题。[1]由此，教育学教学方法改革也必须与之相适应，将教师工作的各个方面有机融入教学之中，充分体现“以学习者为中心”的改革理念，真正实现通过教学方法的创新，促进学生有效学习的产生。

一、教育学教学方法改革的基本理念

教育学正面临什么样的困境？教育学教学方法为什么需要改革？这是在探讨教育学教学方法改革时首先要回答的问题。如果教育学不曾面临什么困境，则其教学方法改革就没有必要；反之，如果认为教育学教学方法非改不可，则说明教育学一定是陷入了某种困境。课程是教学和学习的最主要依据，课程思想和理念、课程内容和体系等都会对教师的教学产生直接影响，对学生的学习影响更大。所以，教育学面临的最主要困境还应该是课程改革。关于教育学课程改革的讨论较其他学科更为活跃，因为教育学在中国一直处于并不成熟的发展过程之中，关于教育学的学科定位等仍然存在一定的争议。争议的焦点就在于教育学的任务和性质，即教育学到底应该教给学生什么？能够教给学生什么？

当前，职业教育课程论所倡导的行动体系课程观正在取代学科体系课程观，在职业教育课程与教学研究中，学科话语也正在让位于实践话语。在这种语境下探讨教育学课程改革，其实就是要回答教育学能否教给学生与未来工作相关的教育教学技能，以应对教育实践中的矛盾与冲突，也即教育学如何实现从理论性向实践性的转变。正如有学者指出的：“不妨像第斯多惠（19世纪德国著名教育家）那样，放下‘教育学’的架子，从教师工作实际出发，在教育学中着重解决教师工作中有待解决的问题。”[2]什么是教育学的架子？因为教育学是以哲学和心理学为基础而建立起来的独立学科，所以在它的骨子里就存在有理论的清高的品性，这应该就是“教育学的架子”。德国教育学家布雷津卡称之为“原先的教育学”，即相对于实践教育学而言的理论教育学，他说：“既然已经确定，作为师资培训的教育学的努力方向是实践教育学，那么不妨也可作另一种抉择：撇开原先的教育学，认真研究实践教育学的对象、性质、研究方法和内容等，构建一门完善的实践教育学。”[3]

教育学课程改革的实践转向实质上是要解决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的关系问题，但因为教育学一直希望能有与哲学一样的学科地位而无法放下架子，所以在中国教育学界学者们并不怎么热心于实践教育学的构建，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的关系在教育学课程改革中始终未能得到很好的解决。教育学怕被指责为“浅薄”，更怕因突出实践性而声名“狼藉”。然而，早在1975年，英国的唐尼和凯利在《教育的理论与实践——引论》一书中就提出了教育学必须“以教育实践提出的问题为出发点，并以其作为理论最终目标”，它必须“牢牢地根植于学校和课堂，必须和教师工作的各个方面有直接的切实的联系。”[4]由此，我们认为，教育学的课程改革必须要基于“教师立场”或“师范生立场”，而不是专家立场。即从在职教师和职前教师（师范生）工作的角度出发，强调教育实践的需要，其目的是为了教师、发展教师，而不是以专家立场来强制性塑造教师。这是教育学课程面临的挑战，也是教育学教学方法改革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

文章来源：《新课程导学》 网址: http://www.xkcdxzzs.cn/qikandaodu/2021/0310/87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