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爱如山。父亲在孩子们心目中的形象通常是高大严肃的,《三字经》中说“养不教,父之过”,可见父亲在教育孩子这件大事上,担了多么重要的责任。而在中国的近代时期,有这样一位可敬的父亲,他终生为国奔波,不忘教育孩子,把9个孩子都教成了国家栋梁。
梁启超在《少年中国说》里写到:“纵有千古,横有八荒,前途似海,来日方长。美哉我少年中国,与天不老;壮哉我中国少年,与国无疆!”在他看来,少年是属于国家的希望,少年强则国强,而少年应当有自己的志向,每一个尽职的父母,都会重视教育他们。
梁启超本人是近代的知名人物。1873年晚清时期,梁启超出生了,他从小接受的教育非常传统,父亲希望他继续走封建社会科举考试的路子,考中进士,光宗耀祖。但梁启超的祖父却常常和他讲历史上的爱国故事,这让梁启超的内心种下了爱国信念。
成年后的梁启超原本参加了科举考试,但在此过程中,他也开拓了视野,学习了许多先进的西方知识,立志为改良救国、振兴中华而奋斗。之后的梁启超跟着老师开展维新,又四处做学术演讲,1922年,梁启超在苏州演讲时提出,“求学问,为的是学做人。”
无法在混乱的时局当中施展才华,梁启超开始走文化救亡路线,终生致力于让国家变得强盛繁荣。在这个过程中,梁启超再忙再累,也坚持给自己的孩子们写了无数家书,教育他们做人做事的道理,希望他们也能成为国家需要的人才,为祖国奉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梁启超在1891年与李惠仙结婚。婚后,受到丈夫的影响,李惠仙也开始钻研新学,全力支持丈夫的事业。他们一起诞育了3个孩子:梁思顺、梁思成、梁思庄。李惠仙在1924年病逝后,梁启超续娶了李夫人,又生下了6个孩子:思永、思忠、思达、思懿、思宁、思礼。
身为父亲的梁启超,在哲学、文学、史学等方面都很有成就。他在家书中说:“生当乱世,要吃得苦,才能站得住,一个人在物质上的享用,只要能维持着生命便够了。”在他看来,孩子们是否成功,不应该以物质作为衡量标准,他更关注孩子们能不能吃苦,能不能学习。
同时梁启超认为,求学问不是求文凭。一个人的文凭再高,也只是一张纸罢了,真正需要追求充实的,是知识和智慧,是做人的品德。如果德不配位,再高的学历,也改变不了此人无用的真相。他告诫自己的孩子们,人如果长期待在舒服的环境中,会消磨掉志气。
在梁启超的教育下,他的9个孩子都成为了知名人才,长女梁思顺成诗词研究专家,梁思成与妻子林徽因一起成为了建筑学家,梁思庄成为图书学家,梁思懿、梁思达、梁思宁三人专研经济,梁思礼成为科学院士,梁思永与梁思忠对考古感兴趣,都成为了著名的考古学家。
9个子女都成为国家的栋梁,梁启超在教育方面的理念也持续受到众人的关注,众人对梁启超的评价不一,但在教育孩子这方面,梁氏的家书一直被作为范本,梁启超也被视作一位可敬的父亲,在儿女的人生路上,他给予了自己力所能及的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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